“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2月份春节期间，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暖风频吹，国内假期消费稳步增长令人瞩目。春节过后，一系列新政策新措施密集发布，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到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再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信息量十足。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谈判，也出现了积极信号。临近月末，A股成交量破万亿元，沪指直冲3000点。如何看待这些热点事件？日前，本报《理论周刊》邀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进行了深入解读。

　　春节消费破万亿仍需理性看待

　　数据显示，除夕至正月初六(2月4日至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首次突破一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同期增长8.5%。

　　《金融时报》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春节消费“开门红”的？

　　董希淼：猪年伊始，亮眼的消费数据无疑提振了人们的精神。从2018年全年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消费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进一步巩固。但在“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形势下，我们仍需要看到其中存在的隐忧。

　　首先，经济“三驾马车”需均衡发展。相比于高涨的消费，出口、投资两个方面对经济的贡献率不及预期。受国内外因素影响，近期我国出口的增速有所下降。同时，进口额有所增加，顺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缩小。投资方面，我国正处在朝着高质量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原有的优势减少，新的优势还未形成；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特别是去杠杆程度加深，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投资。在经济转型过程的“阵痛期”，更需均衡发展“三驾马车”。其次，人口年龄问题逐渐显现。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数比上年下降200万。从消费的数据可以看出，处于生育阶段多以85后和95前人群为主，购买的商品多以母婴、家电、汽车为主。但是来自90后的数据显示，他们仍然处在“诗和远方”阶段，境外消费支付占比达到40%。消费经济学告诉我们，不同的消费者和消费结构存在发展的规律性。从已有消费主体和消费结构看，都有理由认为现在是生育率的高点。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人口年龄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这将影响到消费的速度增长和结构改善。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重在落实

　　2月11日，央行、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目标，提出要完善货币政策、财政支持等政策保障体系，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要打通金融服务“三农”各个环节。

　　《金融时报》记者：《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发布的目的何在？推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着力点是什么？

　　董希淼：当前，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如农村信贷投放长期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需要进一步丰富以及农村地区征信体系、抵押担保措施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法律体系建设需要加强等。为确保各项政策措施有效落实落地，《意见》提出要完善货币政策、财政支持、差异化监管等政策保障体系，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下一步，要提升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力度，首先要完善农村金融法律体系，实现有法可依；其次，要明确不同性质金融服务的定位与分工，重点完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管理体系，建议设立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全国性行业组织，统筹服务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再次，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具体可从推动农业变强、农村变美和农民变富三个方面具体切入。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重在落实。《意见》提出，开展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从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大方面对金融机构进行评估，定期通报评估结果。同时，还要强化评估成果应用，将评估情况作为实施货币政策、业务准入、财政支持等工作的重要参考。

　　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任重道远

　　2月14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全面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和支持力度。

　　《金融时报》记者：面对民企危机，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了三个“没有变”，给民企吃了一颗“定心丸”。其后，包括“三支箭”在内的政策组合相继出台。《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和以往的政策有何不同?

　　董希淼：《意见》由中办和国办联合发文，层级高、内容全、措施实。具体而言，《意见》既有原则性的要求，更有具体的对策，亮点颇多。

　　第一，强调公平对待民营企业，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要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关键是给予民营企业公平的营商环境，保证各类所有制经济依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意见》的核心精神，就在于消除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制歧视，消除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隐性融资壁垒，要求金融机构坚持对各类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

　　第二，提升民营企业信用水平和融资能力。《意见》中分别从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健全地方增信体系和运用社会资本规范股权融资三个层面对于民营企业增信给予支持。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金融服务民营经济有着重要作用。目前，政府、金融机构等在相关领域已经开始进行整合，搭建了多种跨部门合作机制，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第三，全面扩大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意见》从支持政策和融资工具两个层面提出要求，如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再贷款和再贴现增加额度、增加直接融资方式等。其中，首次提出了加大票据融资的支持力度，结合再贴现额度增加，这一套“组合拳”更促使了企业资金的流动性。

　　当然，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应坚持市场化原则，既要解决“不敢贷”“不愿贷”问题，又要防止出现“硬给贷”“非要贷”现象。要防止以贯彻落实政策为由，将不符合信贷基本条件的政府融资平台和僵尸企业强行推给银行；要防止部分企业获得低成本贷款后，将资金违规投入房地产和民间借贷市场进行套利。

　　中美贸易谈判结果趋于乐观

　　2月15日，中美结束第六轮贸易谈判，双方就主要问题达成原则共识。谈判期间，中美双方领导人都对谈判表达了良好的预期，传递出合作、和平的信号。随后，刘鹤副总理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举行了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刘鹤。

　　《金融时报》记者：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信息，中美双方对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共同关注的议题以及中方关切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各方对此轮谈判抱有很大期望，有望取得贸易摩擦7个月以来最为重大的进展，贸易摩擦趋于缓和。您如何看待中美此番谈判的前景？

　　董希淼：毫无疑问，中美双方应继续加强多方面的经济交流，因为这符合中美各自的根本利益。大多数美国顶级银行经济学家和基金经理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风险因素之一，美国企业不可能通过建造新工厂来取代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并据此他们下调了2019年美国GDP增长预期，上调了通胀预期。对于中国来说，2018年12月出口负增长也意味着前期中美贸易摩擦叠加全球制造业放缓对我国出口读数的负面冲击正显现，因此双方都有充足理由缓和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谈判的乐观情绪已经为原油等风险资产提供了强力支撑，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大幅消退。先前受贸易战影响的中美企业基本面得到改善，投资者情绪复苏，市场信心修复，美国股市重新反弹至下跌前水平，我国A股市场也走出了一波上涨行情。当然，谈判的结果会带来中国更大规模和更深入的市场开放，中国企业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全球央行货币政策释放出宽松信号

　　美联储公布的最新议息会议纪要显示，与会者就年内停止缩表达成了初步共识。2月18日、19日，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普拉特、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相继表示，如果经济进一步放缓，将采取相应利率措施，日本央行甚至准备扩大刺激政策。

　　《金融时报》记者：在全球多家央行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同时，我国国内货币政策环境也出现微妙变化。2月21日，央行发布《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再次确认了经济下行压力，在针对下阶段货币政策的表述中，报告删除了“中性”，同时强调“逆周期调节”，在货币政策操作部分明确提出“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下行”。国际国内货币政策的变化释放了哪些信号？

　　董希淼：总的来说，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开年呈现出边际宽松的迹象，整体流动性环境的改善将抑制市场利率走高，缓和投资者对全球金融环境过快收紧的担忧，有利于全球风险资产的估值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此外，主要经济体央行对货币政策的调整，也为我国借助货币政策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当然，潜在的金融风险仍然是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抑制宏观杠杆率水平不能放松。李克强总理在2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重申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明确表示没有必要实行量化宽松(QE)政策。可见国内货币政策延续宽松的同时，以往大规模的刺激出现的概率极低。

　　大湾区模式推动中国对外开放

　　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提出分两个阶段，近到2022年、远到2035年，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大平台，建成“中国模式”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金融时报》记者：《纲要》对大湾区中粤港澳的战略定位是什么？在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这一定位有何作用？

　　董希淼：《纲要》是国家发展蓝图中的重大战略部署，旨在推进珠三角九市的深度合作，促进金融、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等不同领域的融合发展。根据《纲要》，香港将专注于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在香港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支持澳门建设成为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研究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澳门还将成为一个国际旅游城市，也是与巴西等葡语国家进行贸易的平台。广州将扮演行政枢纽的角色，还将在广州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研究设立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深圳则将扩大作为经济特区和科技中心的地位，支持港澳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深圳、广州等一些城市设立经营机构。大湾区内的企业可按规定跨境发行人民币债券。与此同时，逐步扩大大湾区内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和范围，扩大香港与内地居民和机构进行跨境投资的空间，稳步扩大两地居民投资对方金融产品的渠道。

　　随着大湾区规划的实施和发展，它将在进一步改善我国营商环境、促进落实“十三五”规划以及作为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枢纽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助推我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

　　 A股单日成交再破万亿元

　　2月25日，我国A股市场迎来了久违的大涨——上证指数涨5.60%，深证指数涨5.59%，两市成交额达到10402亿元，创2015年11月以来新高。

　　《金融时报》记者：在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A股市场为什么会突然爆发？股市的春天来了吗？

　　董希淼：首先，这与高层重视资本市场发展有关。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篇幅论及资本市场后，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上强调，“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再次传递出重视资本市场发展的积极信号，市场做多的情绪被点燃。

　　其次，这与近期利好政策密集出台有关。2018年央行连续四次实施定向降准，2019年1月三天之内央行两次出手：2日，调整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小微企业贷款考核标准；4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市场流动性趋于充裕。而从中央到部委到地方，连续发布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一系列措施，稳定了市场信心。从1月份金融数据看，各项主要指标都有了明显改善。

　　再次，这与内部外部环境趋于宽松有关。从外部看，春节前后美联储连续释放出暂停加息、停止缩表等信号，包括欧洲、日本等在内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也有转向宽松的迹象。中美连续举行第六次、第七次贸易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这缓和了市场的紧张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预期差”。

　　市场短期大涨固然值得关注，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2月2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提出了“四个敬畏”和“一个合力”，对此我们充满期待。